在全国範围内，边控的实际规模最近开始为人所知。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被限制出境的案例估计有数以万计。其中中国公民占大多数，但这项限制已经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和香港、台湾居民。（图/取自网路）

作者/王向伟

自去年12月解除持续三年的疫情管控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为知名外企高管铺开红地毯，欢迎他们来华访问，并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例如最近访华的特斯拉CEO伊隆·马斯克的行程得到了中国官媒如同「摇滚明星」一般的报导。

这些报导无疑提振了外国企业家和投资者重启来华计画的信心。毕竟在中美关係日益紧张的今天，他们都希望亲自了解中国日益政治化的投资环境。

但是，过去几个月我在与一些驻港的商人及企业高管交流时发现，他们开始对一件几年前还听来十分荒诞的事情感到忧虑，那就是：现在去中国内地到底安不安全？我们会不会被“边控”？

边控，又名限制出境。这个不祥之词如今常常出现在商界人士的饭聚闲谈之中，尤其是酒过三巡之后。这个政策工具如今越来越多的被中国官方用来防止有违法嫌疑的人士离境。这些人当中许多没有受到起诉，有些人甚至只是因为在商业纠纷中站在错误的一方，或为错误的人工作过，也会遭到边控。

随着深入的研究，我发现几乎所有跟我聊过的商界人士都讲出一个或者更多的关于边控的故事。有些是他们自己不愉快的经历，有些是他们生意伙伴的遭遇。

这里我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更具体展现这项政策是如何被随意的执行，如何违反国际法律并侵犯人权的。而且，由于越来越多的外籍企业高管也遭遇边控，其中包括多名美国公民，这个问题也成为了中美之间谈判的一个热点。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我的一位商界朋友。为保护他的身份并确保安全，我在这里叫他X先生。

X先生是一位高管，曾供职于一家位于北京的公司。这家公司由一位名叫段伟红的亿万富翁实际控制，她与中国某前国家领导人的家人关係密切。

2017年10月，X先生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妙。他在启程飞往加拿大看望家人时，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边检员警拦下。员警告知X他涉嫌经济犯罪，禁止处境，然而他们却拒绝提供任何档或透露更多细节。

X很快意识到他的「边控」可能与段伟红早前因涉嫌贪腐被秘密逮捕的传闻有关，即便他早在六年前已经离开了段的公司。

在随后的日子里，他紧张地给自己的前同事与商业伙伴打电话，并发现至少有十个人有相似的经历。他们在出境前往国外或香港的过程中，在机场和轮渡码头被边检人员拦下。

结果，X先生在北京滞留超过5年，直到今年1月解禁。期间他一直与妻儿分隔两地，错过了家庭的很多重要时刻。虽然他仍然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活动，但长期的心理压力对他的精神和生理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在这5年多的被边控时间里，中国的政府部门一次都没有联繫过他。他也没有任何途径申诉，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因为什么原因对他进行边控。在此期间他曾两次尝试离境，都同样被拒绝。

直到今年年初他才重燃希望，因为有传闻显示段伟红已被取保候审，回到家中。抱着试一试的态度，X订了一张飞往香港的机票并顺利通过了北京机场的边境检查，无人阻拦。

X先生的痛苦经历是近年边控模式的一个缩影：只要一名商人因涉嫌违法被调查，几乎其所有家人、重要同事和生意伙伴都会被限制离境。而且这些限制经常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直到那人获得释放或者被正式定罪。

在全国範围内，边控的实际规模最近开始为人所知。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被限制出境的案例估计有数以万计。其中中国公民占大多数，但这项限制已经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和香港、台湾居民。

报告指出，中国内地现在至少有14条法律和几十项规定、司法解释与政策档涉及边控。由于资讯不透明，外界感觉是政府的许多部门甚至包括最底层的街道委员会都可以要求执法机关对某人实施边控。

此外，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即将于下月生效，该条法律授权执法机构可以对任何接受调查的人士实施边控。

根据我的调查，把某人放上被边控名单，易如反掌，但是要想解除出境限制则难上加难，因为没有公开的申诉机制，大部人不知道是谁启动的边控和为什么。个别案例中，一些商人会陷入无限期边控的窘境，因为为调查他们而成立的工作组在出境禁令取消之前就已经解散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境外投资者和商务人士如今越来越忧虑。生意不成不要紧，任何争议都应该通过适当、透明的方式解决。随意且扩大化的边控只会危害中国发展，尤其在当前领导层正推动对外开放，展示吸引外资决心的时候。

(文章只属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作者简介

王向伟，出生于东北吉林。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学硕士。

有30多年媒体从业经验。曾任《中国日报》记者，后在英国留学和工作。1994年加入香港英文报刊《东快讯》任记者、编辑。1996年加入《南华早报》，2007年晋升为副总编辑，2012年出任总编辑。

2016年起担任《南华早报》编辑顾问，于2022年10月底告别，2023年开始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重回香港踏上新闻教育的新征程，为所锺爱的新闻事业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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